最近澳大利亞政府里的高官頻頻向中國示好。

先是澳大利亞貿易部長丹·特漢向中國致信，希望中澳之間能夠重新展開對話，針對龍蝦、大麥等產(chǎn)品的出口展開討論，據(jù)他自己說，在信里是表達了與中國接觸的強烈意愿。

有媒體統(tǒng)計，丹·特漢跟他的前任算在一塊，已經(jīng)是兩年內第6次向中國“求和”了。

當然，這個“求和”要打上引號，實際上中國也沒有搭理他。

丹·特漢說，他會繼續(xù)等待中方的回復。

在這之后，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澳國家新聞俱樂部發(fā)表講話的時候，又重點提到了中澳關系。他說，雖然中澳兩國存在差異和分歧，但澳大利亞現(xiàn)在“依然致力于接觸中國”，因為中澳兩國及兩國民眾“都從兩國經(jīng)濟關系中受益”。

我們注意到，莫里森跟丹·特漢都提到要跟中國接觸，這個接觸是什么意思？外界猜測，這是不是說明澳大利亞迷途知返，在釋放調整極端的對華政策的信號呢？

從2020年年初以來，澳大利亞先是呼吁圍繞新冠起源針對中國進行國際調查，又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通過反外國干預法，干涉香港事務，插手南海爭端，在澳大利亞國內掀起反華潮，在國際上積極投身“五眼聯(lián)盟”和美日印澳四國同盟，是配合美國特朗普政府反華政策最積極的馬前卒。

現(xiàn)在澳大利亞政府上下說要跟中國接觸，有中國網(wǎng)友就開玩笑說，澳大利亞當初是你要分開，分開就分開，現(xiàn)在又想把愛喚回來。

澳大利亞是不是真心想把愛喚回來？我們不僅要聽他們怎么說，還要看他們怎么做。比如說，1月12日，澳國庫部長弗萊登伯格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建筑集團對澳建筑承包巨頭Probuild的收購要約。

結果過了10天，這個弗萊登伯格就跳出來說，中澳貿易關系非常重要，他希望看到中澳關系得到改善。

同時，就在弗萊登伯格說這話的當天，澳大利亞斥資7.7億美元開發(fā)遠程導彈和魚雷等海軍武器，加強對印太地區(qū)的威懾能力。

到了2月份，澳大利亞插手東南亞，搞“湄公河行動”，為所謂的“湄公-澳大利亞打擊跨國犯罪項目”招標，湄公河犯罪跟澳大利亞有什么關系呢？外媒解讀，這就是為了抗衡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顯然，澳大利亞最近做的這些事情都在說明，他們是嘴上一套，手上一套。連澳大利亞的智庫學者都說，口頭上的“尊重”無法改善中澳關系。

而且我們再來看看莫里森最近的這個講話，能說他就“洗心革面”“迷途知返”了嗎？根本沒有，連嘴上他也沒有。比如他說，保證澳大利亞人的利益始終是澳政府的核心目標，即使這不是最重要的任務，但它仍是聯(lián)邦政府的職責。

這話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中國一直在影響澳大利亞的國內政治，就像莫里森講的，所謂中國的野心已經(jīng)跟澳洲的主權利益“更加不一致”，他把中國所的一切舉動，都認為是對澳大利亞有某種戰(zhàn)略意圖的，而他莫里森政府是澳大利亞的保護者。

莫里森又說，“我們不能假裝事情還和以前一樣。要建立持久的伙伴關系，我們雙方都要適應新的現(xiàn)實，相互接觸，而這要從部長級和領導人級別的對話開始?！边@段話的意圖就更赤裸裸了，說穿了是想將中國的軍，是中國不接電話，不回短信，拒絕澳大利亞拋來的和平的橄欖枝。

所以，所謂的“接觸”就是一場作秀，是演給世界看的，演給美國看的，故意營造中國是霸凌者，而澳大利亞是受害者的形象。

問題是，中方一再強調，已經(jīng)多次就中澳關系相關問題表明立場。中澳對話溝通渠道是暢通的。

中澳關系下滑的癥結在澳大利亞，它想反華中國不能反制，想對話中國就必須跟它對話，哪有這樣的道理。莫里森不從實際行動上改善中澳關系，反而在言辭上高調表態(tài)。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弘告訴補壹刀，這是因為澳大利亞認為中國有求于澳，中國會主動去接觸澳。問題是，中國無求于澳大利亞，澳對中國的需求，跟中國對澳的需求根本不是一個層級的事，說到底這還是澳總體外交思維方面的錯誤。

在講話中，莫里森還說，“對話的重點不是讓步，而是要在互利的領域尋求一種合作方式，使兩國及人民在未來受益”。我們看，所謂對話的重點不是讓步，也就是說澳大利亞沒準備讓步，這就是想告訴我們，對澳大利亞先前包括封殺華為在內的一系列做法，已經(jīng)木已成舟，莫里森政府也不準備改變，對中國提出的一系列改善關系的建議，他們不會接受，到從言語上會放緩，會似乎那么著擺出一個帶有某種善意的姿態(tài)，實際上行動上不會的任何讓步或者重大挑戰(zhàn)，會繼續(xù)打著國家安全旗號做對中澳關系不利的事，同時中國還要去跟他們對話。

陳弘告訴補壹刀，中澳關系已經(jīng)被莫里森政府拐帶著走上對抗的情況，但同時國內的政治壓力又不斷上升，如果今年下半年澳舉行大選，莫里森不希望出現(xiàn)意外情況，同時澳大利亞也受到美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不明確的影響，所以澳的對華政策近期不會出現(xiàn)總體性的變化。

在這里，刀哥想講一個故事。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亞本是英國流放罪犯的地方，英國殖民者將本國的犯人‘運輸’到澳大利亞，所以澳大利亞人的一些價值觀是很特殊的。

比如，澳大利亞人崇拜的有史以來唯一的民族英雄內德·凱利，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后一個土匪，他是罪犯的兒子，從小就無惡不作，十幾歲的時候就因為毆打華人關了大牢，后來他伙同兩個狐朋狗友成立了一個黑幫叫“凱利幫”，搶劫銀行，綁票人質，橫行霸道了好幾年，直到最后一次，他強迫鐵路工人破壞鐵路，想讓裝滿警員的火車脫軌，以便他們沖進鎮(zhèn)里搶劫銀行。然而計劃沒有成功，警察下車包圍了他所在的酒店。凱利身穿用犁地的鐵犁打造的鎧甲把自己裹了個嚴嚴實實，跟警察火拼，雙方激烈交火，據(jù)說警方打出了一萬多發(fā)子彈。最后內德暴露在鐵甲外面的腿部中彈被抓被判處絞刑，結果沒想到這件事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甚至有超過六萬人集體請愿，希望政府能夠網(wǎng)開一面。

凱利死后，澳大利亞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詩歌、小說、電影來謳歌他，說他誠實、忠于同伴、爭取平等、蔑視權威。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過來又影響社會存在。澳大利亞人的道德觀是很特殊的，這種文化深深影響了澳大利亞認識和對待世界的方式，盡管他們可能完全不站在道義上，但他們卻沒那么容易去改變。這是我們認識澳大利亞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