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鄭若麟】

不久前，我和歐盟駐華大使談話時，他告訴我說，中國的一位官員高官告訴他，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因新冠疫情工作不力而被撤職的各級官員約有3000人。

那么歐洲是多少呢？我先在這里給大家留一個懸念。

我們都知道新冠疫情突如其來襲擊了武漢，通過努力，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最后我們感染人數不到10萬，死亡人數不到5000，這個數字跟歐洲相比差距太大了。歐盟27國感染人數約1200萬，死亡超過了31萬。

其實新冠疫情剛進入歐洲的時候，法國正好舉行了一個選舉。如果法國當時學中國武漢封城并停止選舉，我相信到今天不會有什么問題，因為當時法國只有925人感染。但是對于選舉體制國家來說，疫情重要，選情更重要。選舉的結果是什么呢？到了3月底、也就是兩周后，從900多人感染，變成7500多人感染，情況一下子就失控了。

今天，法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疫情重災區(qū)。那么問題來了，中國的抗疫實際上積累了很多經驗，為什么歐洲不學一下中國？

問題恰恰在于這里，西方是絕對不會學中國的，因為西方認為中國的政權不是選舉產生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因此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民主國家不應該仿效的。

鄭若麟

中國號召戴口罩，歐洲就不戴，中國封城，歐洲就不封……剛才提到中國有3000名官員因為防疫不力被撤職，歐洲多少？零！

從中我們能夠得到一個什么樣的啟示呢？中國和民選國家的執(zhí)政基礎是不一樣的，我們是看工作業(yè)績，而歐洲是你只要當選，哪怕當選以后毫無建樹，也不會丟官。歐美的抗疫工作如此之失敗，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民選官員受到懲罰。

我知道有些理論家會用“有限政府無限責任”之類的理論來論證西方的抗疫失敗是符合民主理念的。我是一個記者，我就觀察事實。

西方新冠疫情顯示出來的居然是當選官員的不可侵犯性。這難道就是選舉體制的精髓嗎？還真是。你們能接受嗎？我老是問中國民眾能接受這樣的精髓嗎？但是在西方輿論和學術界，反倒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是一個沒有選舉體制的國家；而沒有選舉體制，成為了中國與生俱來的原罪。

所以在此之前，我們在比較東西方的時候，還有一些困惑：為什么我們做的明明對的，他們說我們錯的。今天我們知道了，是因為選舉原罪導致中國所做的一切在他們眼里都是錯的。更應該警惕的是，新冠疫情以后，西方對我們的敵視，甚至可以說是仇視，大大加深了。

很多朋友和我過去一樣，可能也曾經盲目崇拜選舉體制。這些朋友也許會說，就算你說的西方問題都是真的，但是你看凡是有選舉的國家，都是發(fā)達富強的，所以我們應該學他們。這就引出了我下面這個觀點。

理論是有時間差的，一個理論在某個時代可能是正確的，但到了另一個時代就完全可能是錯誤的。選舉民主就是這樣一個理論。這些選舉國家的發(fā)達，實際上不是在選舉前形成的，而是在經濟發(fā)達后才形成的。

要摘除帽子，首先我們在精神上一定要平視西方。剛才李玲老師說到，我們在東西方比較的時候，老是用GDP這些東西，導致我們以為西方還比我們強。

西方有時候還會拿出一些理論，什么多黨輪流執(zhí)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等，這些實際上都是民主的表面現象。真正的民主我認為要看兩大原則：一個是執(zhí)政團體里面有沒有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另一個是執(zhí)政行為是否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

這次新冠疫情中，這兩個原則在中國體現得非常充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寫的一些文章，為什么中國沒有多黨輪流執(zhí)政。你要知道在法國一個政黨多少人？頂多20萬。從比例上來說，怎么能跟我們9000萬黨員領導著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相提并論呢？這一點我在我的法語著作里寫得非常詳盡，想試圖介紹給法國人。當然要說服法國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幾乎像長征那樣長的路。

不過新冠病毒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中國抗疫的成功和歐美的失敗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全球輿論中至少有一部分聲音開始質問，到底哪個體制真正有效于服務民眾，質問誰更民主？所以，我說今天是摘掉硬扣在我們頭上的專制獨裁帽子的時候了。

這次疫情之后，我們可以認識到西方的民主是大資本的民主，是經濟主義至上的民主，而我們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這個民主道路會走到什么樣的一個前景，還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