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wǎng)站10月14日刊載題為《新冠沒有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卻成了美國的滑鐵盧》的文章，作者系該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文章稱，美國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人們已經(jīng)失去對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觀的信任——這些都是應對一場衛(wèi)生危機所必需的。全文摘編如下：

觀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場辯論時，看到的場面聞所未聞——一個語無倫次的美國總統(tǒng)失控的滑稽行為，顯然不顧一切想要留任，因為一旦失敗，他將面臨起訴、羞辱和破產(chǎn)。

亞洲將會再現(xiàn)昔日輝煌

一場目前已在中國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卻仍在摧殘美國的經(jīng)濟和國民——盡管這一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唉，我們并不是我們自以為的那樣。

新冠病毒曾被視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結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鐵盧。這就是彭博新聞社主編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和《經(jīng)濟學人》政治編輯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提出的觀點。

根據(jù)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新冠病毒跟蹤調查，美國每10萬人中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總人數(shù)約為21.6萬人。中國每10萬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總人數(shù)約4750人。

▲10月6日，一名女子在美國紐約昆斯區(qū)一處增設的新冠病毒檢測點接受檢測。（新華社）

事實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宮成為超級傳播地點、數(shù)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學校幾天之后，在本地傳播接近于零的中國，可以看到數(shù)以百萬計的國民涌向汽車站、火車站和機場，在國慶假日前往全國各地旅行。據(jù)彭博社10月1日報道，“人民幣在經(jīng)歷了12年來最好的一個季度后，作為躲開波動的避風港備受關注”。中國9月的進出口均大幅增長。

這樣的成績曾經(jīng)屬于我們！

“我們認為，至少相對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時期是上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正忙著把人送上月球，而數(shù)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掙扎于溫飽，”米克爾思韋特告訴我，“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p>

伍爾德里奇還說，今天我們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歷史大逆轉，當時中國在世界經(jīng)濟中同樣遙遙領先——占世界經(jīng)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時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中國卻沒有。如果亞洲能重獲500年前的領先地位，今年可能是關鍵的一年——除非西方國家醒過來”。

面對挑戰(zhàn)缺乏共識

美國想要恢復過來，首先需要制訂一項應對新冠病毒的國家計劃。中國就有這樣的計劃：動用工具來追蹤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傳播。中國的一些面部識別技術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能識別。

美國不能采用這樣的策略。我們目前還未能產(chǎn)生一個共識來進行同樣的工作。

這就是令人沮喪的地方。

迄今為止，這一次我們根本沒有團結起來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戰(zhàn)。

▲資料圖片：7月21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準備出席新冠疫情記者會。（新華社/美聯(lián)）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們的國家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zhàn)”。他發(fā)誓要召喚“美國的全部力量”來擊敗它。但這一切根本就沒有發(fā)生。除了急救和醫(yī)務人員之外，公眾團結一致的行動和戰(zhàn)時的犧牲意愿微乎其微，或者說是曇花一現(xiàn)。

為什么？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聯(lián)邦分權系統(tǒng)、脆弱的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和分裂的政治體，還有商業(yè)模式一直在削弱華盛頓的共和黨，以及那么多從放大陰謀論并破壞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網(wǎng)絡中了解新聞的人。

新冠疫苗治不好分歧病

但最不一樣的是，我們現(xiàn)在有一位總統(tǒng)，他謀求連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們，摧毀信任、摧毀真相并宣稱任何與他目標敵對的都是“假新聞”。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沒有真相和信任，你就會迷失方向。

1918年我們面對上一次大流行時，很多美國人并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為他們的領導人要求他們這樣做，并且以身作則。但這一次，總統(tǒng)從不將真相交給美國人，并且做出無視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樣。因此，很多美國人再也不會以信任回報他了。

這樣一來，我們可能再也無法理性地討論，像我們這樣的制度，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樣的權衡。

美國公共衛(wèi)生專家戴維·卡茨博士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國家計劃，要在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和盡可能多的生計之間找到平衡。如果我們只盯著拯救生命，就會有很多人因為失去工作、積蓄和生意而陷入絕境。如果我們只盯著拯救就業(yè)，就會讓無數(shù)理應能活下去的同胞面臨殘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個“總體損害最小化”策略，能保護老年人和最易受影響的人群，同時讓年輕、健康的勞動力逐步回到工作崗位，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很有可能會是無癥狀或輕微癥狀——讓他們去保持經(jīng)濟運轉，在我們等待疫苗的同時自然形成群體免疫。

不幸的是，我們始終沒有進行這樣一場理智、清醒的討論，以促成這樣一種策略?？ù恼f，我們的右派對最簡單的應對都心存“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他認為左派要負責任得多，但也免不了認為，在大流行中進行任何經(jīng)濟上的折中權衡都是有違道德的，“視一切允許死亡的政策為反社會舉措”。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我們已經(jīng)失去對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觀的信任——這些都是應對一場衛(wèi)生危機所必需的。我們在此前的戰(zhàn)爭中有這些，但現(xiàn)在沒有。

我相信喬·拜登之所以得到民主黨提名，而且贏面頗大，是因為有足夠多的美國人直覺上明白，我們患上了分歧之癥，而拜登也許能開啟一個治愈的過程。拜登的勝利并不足以讓美國康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身體上——但這是必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