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出了件稀罕事。河童黃之鋒突然在臉書上指責其美爹媒體刊登的文章，認為這是一篇奇文、記者明顯抱有成見，并沮喪的表示外國的月亮從來不是特別圓，跟國際社會的“工作”顯得更加重要，又急忙跑到推特上向外國“友人”解釋文章的不妥之處……

　　看了一下這篇刊登在美國《時代》雜志的文章，題目叫《冠狀病毒暴露了香港抗議活動丑陋的一面》，對疫情在香港發(fā)生后，反對派策劃上演的逼迫“全面封關”示威游行、黑醫(yī)護罷工、暴徒炸彈襲擊、“黃店”攬客等種種吊詭操作進行了平實客觀的反映，最后的結論是香港“抗爭者”在疫情中的表現，暴露了一個他們試圖淡化的骯臟秘密：“封關”是因為仇中、反中。

　　黃之鋒在社交平臺極力的“喊冤”疾呼，也得到很多香港和外國網友的“熱烈”回應，“哈哈，你就是仇中老大，沒有之一”，“現在生活在廣東的大多數人都在盡力戰(zhàn)勝這種病毒。在一個團結是如此重要的時刻，香港的黃色經濟圈卻在鼓勵種族隔離，這與他們所代表的理想背道而馳”，“以新冠疫情為由趁機封閉的自私目的，這和他們對中國以遣送犯人回國為由修改法律的道理不一，體現了香港人的雙重標準”。

　　媒體報道和如此多的“柯南”，一下看穿了事情的本質，特別是被美爹和國際社會當面揭穿，這讓香港反對派情何以堪？

　　反對派一直半遮半掩的，就是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表現出的“借疫謀亂”、“借疫謀獨”。有理哥最近也寫過此類文章，今天結合對香港社會的觀察再作一回顧和分析。

　　從去年6月至今的修例風波，讓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暴力“抗爭”越來越不得民心。反對派持續(xù)丑化特區(qū)政府、惡炒“警暴”、妖魔化內地的伎倆，已然“后勁不足”，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qū)也厭煩了這群“政治巨嬰”的鬧劇。

　　在此情況下，疫情的爆發(fā)讓反對派看到了希望，想借防疫問題激化民眾反政府的情緒，妄圖延續(xù)修例風波的熱度。他們改變了之前反對派政黨和激進分子在前臺“抗爭”的策略，變?yōu)榉磳ε赡缓蟛邉澓驼九_，把新工會推至前線，“勇武派”作為暴力工具配合，將公共衛(wèi)生事件政治化，試圖割裂香港與內地的關系，削弱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并呈現出幾個特點。

　　政治訴求從“抗爭”“抗疫”上升到“港獨”。反對派假借“為民請命”，操縱“封關”、“鄰避”、“接回滯外港人”等議題，詆毀特區(qū)政府“無視港人生死”，嚴重影響其公信力。以“口罩荒”為主牌，通過聯署請愿、提出質詢、炮制謠言等手段煽動民怨，并輔以籌集、派發(fā)防護物資等方式籠絡人心，不斷發(fā)酵“港人自救”、“香港錢救香港人”等民粹思想；以防疫場所影響健康為由主打“鄰避牌”，區(qū)議員在臺前推動，裹挾民眾幾乎日日到檢疫中心、指定診所進行“多點開花”的示威活動；針對社會關注的滯外港人群體，反對派一邊要求接回，一邊又反對政府的隔離舉措，處處為政府設置難題；特別是以抗擊疫情捆綁其政治訴求，妄圖強勢逼迫特區(qū)政府“全面封關”，形成事實上的“香港獨立”。

　　此外，叛國亂港的頭面人物黎智英、李柱銘在《蘋果日報》等黃媒配合造謠，惡意污蔑內地疫情是“政治黑暗”，抹黑“一國兩制”，傳播“反中仇中”，操縱輿論由“反修例、反港府”向“反內地、反中央”發(fā)展。

　　為了選戰(zhàn)奪權，拓展范圍培養(yǎng)“新”勢力。在疫情中率先發(fā)起罷工的是醫(yī)護界新工會“醫(yī)管局員工陣線”，他們宣稱“罷工救港”，實則無視醫(yī)療服務和病患訴求，以市民生命安全為政治籌碼，企圖弱化防疫治療能力，并將造成病人不治身亡的惡果推給政府背鍋，工會實際操控人羅卓堯的背景關系、“職工盟”的站臺和罷工操作手法，都顯示了反對派在背后作祟，并呈現了其冷血、自私、犧牲民眾福祉的一貫屬性。

　　2月9日，“建筑地盤職工總會”以改善防疫措施為由煽動罷工；2月11日，“社福聯合陣線”借口罩短缺發(fā)動罷工；“香港旅游業(yè)革新總工會”、“教育同行陣線”、“港鐵新動力”、“白領同行工會”等反對派新工會都表示有意跟進，以制造大規(guī)模的罷工掣肘特區(qū)政府防控疫情的努力。其實，反對派趁疫情發(fā)動罷工，一方面是借污蔑特區(qū)政府防疫不力，煽動不滿情緒、造成社會分化，另一方面則是大肆滲透各領域，吸收壯大新工會力量，繼區(qū)議會控制18區(qū)中的17個后，提前布局立法會選舉。截至目前，反對派推動新成立或籌組、籌備中的工會已有60余個，妄圖以此撈取立法會功能組別選票，伺機在立法會奪權。

　　極端暴力活動加速“去功能化”。在區(qū)議會選舉之后的政治環(huán)境改變、民眾期盼社會重回正軌的強烈呼聲以及香港警隊重拳打擊整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香港規(guī)模性的暴亂活動已經陷入低潮。黑暴勢力為了保持自身在社會的政治張力，維持修例風波的能量熱度，弱化香港為中國發(fā)展提供金融服務、創(chuàng)新科技等層面的功能，暴力活動已呈現“快閃式”、“野貓式”特征，并向恐怖行為轉變。

　　此次疫情中，勇武組織在反對派指揮下，以排斥內地人員、要求“全面封關”為由，在口岸、車站、醫(yī)院、警署等地，連續(xù)制造了多起爆炸案件和汽油彈襲擊事件，刻意營造恐怖氛圍，形成寒蟬效應，撕裂兩地關系；以“鄰避”示威活動為掩護，在近期天水圍、葵涌、黃大仙等多次抗議指定發(fā)熱診所的游行中，暴力襲擊有關診所，持續(xù)進行聚集滋擾和堵路、縱火等破壞活動；為了制造社會恐慌，暴徒還在公共場所多次假裝感染者“病發(fā)”暈倒，并以“詐彈”為名報假警，據不完全統(tǒng)計，近一個月警方接到至少20起針對港鐵、醫(yī)院等地的涉爆炸品虛假報案，以此干擾正常的社會運行和警方執(zhí)法；鼓吹“黃色經濟圈”，攻擊破壞“紅色”和“藍色”商鋪，試圖在社區(qū)層面排除內地背景的商業(yè)機構，推動“去中國化”，以此夯實“港獨”社會和經濟基礎。

　　除此以外，反對派還繼續(xù)充當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積極勾連美西方反華政客、非政府組織、媒體，借新冠病毒造謠抹黑中國政治制度，炮制制裁人員名單，竄訪相關國家意圖推動通過類似美國出臺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最近反對派議員許智峯、岑敖暉和“香港眾志”的黃奕武等人，就組團跑到挪威、瑞典、丹麥去鼓動北歐三國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許智峯還恬不知恥的發(fā)“喜報”，稱挪威議員梅爾比已提名全體“手足”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云云。同時，臺獨勢力也積極介入香港，從提供資金、工具、培訓、文宣等方面予以支持。此外，美駐港總領館還以取消往來香港所有航班、撤走駐港機構和人員為威脅，施壓特區(qū)政府全面關閉內地口岸，并策劃安排一批防疫物資近期抵港，擬分發(fā)給反對派組織來爭取民意。

　　2月26日特區(qū)政府以“撐企業(yè)、保就業(yè)、振經濟、紓民困”為重點，出臺了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和系列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包括向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fā)放1萬港元，以帶動本地消費、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等措施，預計措施惠及約700萬人，廣大香港市民拍手叫好。

　　反對派當然不想特區(qū)政府搶了風光、奪了民意，但對他們而言，如何阻撓政府全民派錢，是個兩難的議題。政府給市民派1萬元，不論從什么角度，都難以反對，如果強加拖延，必會大失民心，但若讓《預算案》順利通過，又怕被“手足”視為軟弱，更不利于立法會選舉。于是，反對派議員又在立法會上演“舉牌游戲”，叫囂要求政府將派錢撥款與《預算案》分拆處理，讓他們可以將《預算案》內的警隊開支部分拖死，而又不用冒攔阻全民派錢之大不韙。

　　特區(qū)政府當然看穿了這幫反中亂港分子想一箭雙雕的毒計，憑著充分依據毫不退讓、據理力爭。因為這樣做不符常規(guī)，正常做法是把所有政府部門開支都納入《預算案》，一并向立法會陳述，然后通過，沒理由將其中一部分抽出。

　　一招不成再出一招，下一步，反對派肯定還會百般刁難，并將派錢受阻歸咎政府，這樣盤算，是其一貫的政治投機，與借疫謀亂如出一轍。但大多數市民都期望早日享受到特區(qū)政府的紓困紅利，對任何人從中作梗都會反感。反對派自以為的高招，很可能是弄巧成拙、玩火自焚。

　　真是蠅營狗茍、一地雞毛。疫情中，香港反對派的下流操作早沒了底線。

　　2月22日、29日，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社交網站連續(xù)發(fā)起了兩次《此時不推23條立法，還待何時》的直播座談會，多位愛國愛港人士參與。

　　從2月22日開始組織的“23條立法全民聯署活動”，到3月2日凌晨，已有90多萬人簽名。眾多香港網友表達了支持23條立法刻不容緩的迫切心情。

　　2月28日，反中亂港頭目黎智英、李卓人、楊森等人，被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香港網友喜大普奔，還有網友開玩笑，超市的香檳會不會斷貨。

　　雖然以上幾人后來獲準保釋，但3人都被落案起訴，5月5日將在香港東區(qū)法院提堂。據報道，警方在調查時已檢取3人的手機，屆時會申請法庭搜查令，以追查更多涉案證據。反對派以為禍亂香港后可以靠喊政治口號、操縱黃媒就能躲避法律追究，以為有西方勢力撐腰就可以刑不上“黎智英”？這次看來已不可能。只有以法治力量止暴制亂，才能推動香港重回正軌，讓我們拭目以待。

　　也許開頭的那篇報道，也冥冥中昭示了反中亂港分子即將走向末路。在此，用一位香港網友的留言做結：香港是全球最自由最安全的地方，不容任何人去破壞，支持23條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