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勿忘國恥！180年前的今天，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開啟了中國百余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史。
《南京條約》是百年國恥的起點
郭衛(wèi)東
以《南京條約》為起點形成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全方位滲入近代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司法、文化、教育等領域，如同操控木偶的線索，成為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重要手段。這一體系又與中國自身的封建腐敗肌體深度結合，衍生成一種變態(tài)的制度和畸形的秩序，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秩序。今年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80周年。1842年8月29日，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開啟了中國百余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史。《南京條約》及其附件，嚴重損害了中國領土、司法等主權，更為列強擴大對華侵略制造了先例。此后，近代中國被迫與列強陸續(xù)簽訂數(shù)以百計的不平等條約，如一道道鐵鏈，將中華民族拖入、困鎖在屈辱的深淵。因此，《南京條約》堪稱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的“母約”與“祖本”。《南京條約》首開中國對列強割地賠款的惡例。對一個國家生存空間即領土主權的侵犯，是對這個國家立國安邦最核心利益的侵犯。英國對香港的占據(jù)，其要害點正在于此。英國政府策劃鴉片戰(zhàn)爭之初，就將侵占中國領土作為重要目標。1839年10月18日，英國內閣向其駐華代表傳達指示，擬奪取中國“一個島嶼”，“作為遠征部隊的一個集結地點和軍事行動的根據(jù)地，而且以后作為貿易機構的牢固基地”，“保持永久占領”。英國政府首選目標是位于杭州灣的舟山島，但戰(zhàn)爭開始后，英方駐華代表認為該處難以久占，轉而另選目標。1840年12月12日，英方駐華代表在正式談判中首次提到占據(jù)香港島，遭中方斷然回絕。1841年1月7日，英軍向大角、沙角炮臺發(fā)動進攻，使廣州完全暴露在英軍的炮口之下。英方不僅施加軍事壓力，還在照會譯本上玩弄詐欺，使中方交涉大臣產生錯覺，含糊答允英方要求。20日，英方駐華代表擅自聲稱與中國欽差大臣達成了包括“把香港島和港口割讓給英國”的“初步協(xié)議”。26日，英軍強占香港，但這一行動遭到英國政府的否定，原因在于駐華代表違反了內閣指令，居然放棄舟山，犧牲了這次遠征的目標。因此，英國派遣新任代表駐華，然而其對香港進行實地考察后，認為港島價值無可限量，堪稱“羅馬時代的迦太基”，香港若是“英國的永久殖民地”，必將成為“商貿和財富的巨大中心”。由是，通過《南京條約》，英國實現(xiàn)了對香港島的割占。此后，英國通過戰(zhàn)爭等手段占領九龍，強租新界。
【《南京條約》開啟了西方侵略者以武力脅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歷史，此后，中國的領土、司法、外交、財稅、經(jīng)貿等主權不斷遭到列強蠶食。圖為《南京條約》抄本（局部），引自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道光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97頁】
與割地相伴的是賠款問題。《南京條約》賠款類別設有三項。一是鴉片價格：廣東當局“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準以洋銀六百萬圓補償原價”。此項針對虎門銷煙而來。列強長時間大批量對華走私販運鴉片，導致“中原幾無御敵之兵，幾無充餉之銀”。面對毒品泛濫，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禁毒，本屬無可非議的正義舉動。該項全然暴露英國政府庇護毒品貿易的本相，為邪惡的鴉片不惜打一場國際戰(zhàn)爭，戰(zhàn)后更無恥勒索毒品賠款。二是軍費：英國向中國索取戰(zhàn)爭開銷共計“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此項尤為強暴，本是英國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中國是戰(zhàn)爭受害國，卻要給強盜賠償。三是商欠：約定此前中國行商“累欠英商”的款額，由中國政府代為償還。英國還以占領中國領土來脅迫清償賠款。一般國際賠款，多以財政作為擔保，英國以占領中國領土作抵押的手法，更加顯示其殖民強盜的本色。《南京條約》首開割地賠款之禍端，此后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或是割地，或是賠款，或是割地兼賠款，皆自《南京條約》始。《南京條約》也開啟了全面攫取中國利權之禍端，主要包括通商、財稅、司法、外交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割地賠款是嚴重的“外傷”，而這些利權的逐漸喪失所造成的“內傷”及“次生傷害”則更為廣泛、長遠。一是強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政府為外貿專門開辟的交易地面，在近代中國，其含義卻被放大，不限于商貿，故此亦被稱為“條約口岸”。1757年12月20日，乾隆帝詔諭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此后，列強不斷謀求在華增開口岸。鴉片戰(zhàn)爭前夕，英國政府擬定對華交涉方案，此列為“絕對必要條件”的第一款項。1842年8月12日，英方向中方開列《所要各條款》，其中大部分均與口岸問題關聯(lián)，除廣州以外，另辟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五口不僅要駐扎英國領事，而且英國貨物在口岸一次性納稅后“可遍運天下”，不再加稅。兩天后，被英軍堅船利炮嚇破膽的清廷代表復照，全盤接受英人要求。之后，增辟口岸成為列強對華勒索的慣例，到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時，中國被迫對外開放的口岸已經(jīng)多達40余處。二是開領事裁判權之禍端，將“屬人優(yōu)越權”（Personal Supremacy） 推向極端，嚴重侵害了中國的司法主權。領事裁判權本質上是對外國侵入者的種種違法行徑提供全面的法律保護。費正清就把領事裁判權視為列強在華整個不平等條約的“脊柱”。領事裁判權曾在中世紀歐洲有著廣泛實踐。17 世紀以降，伴隨近代國家觀念的勃興，此特權在西方各國遭廢棄。但在19 世紀，這種在西方久已廢除的制度卻在東方推行開來。以英國為起始，從1842年到1918年的76年中，共有20個國家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涉及36 份約章、111項條款。三是開片面最惠國待遇之禍端。最惠國待遇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互相給予對方享受本國給予第三國的某些優(yōu)惠。最惠國待遇有兩項準則，一是平等互惠；二是待遇范圍有嚴格限定，一般僅適用于關稅貿易，而不適用于涉及國家主權的敏感領域。然而，《南京條約》中則是中國單方面給予英國最惠國優(yōu)待，且待遇范圍不設限制?！赌暇l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規(guī)定：對于在華獲取的特權，“英國毫無靳惜，但各國既與英人無異，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英方以“新恩”一詞指代其他列強的各類在華特權，從而將最惠國待遇導向無限。片面最惠國待遇使列強在侵華問題上形成“神圣同盟”，“一國生事，諸國構煽”，最終釀成八國聯(lián)合進攻中國、十一國聯(lián)合強逼中國簽約的局面。片面最惠國特權導致中國在國際社會孤立無援，對一國的讓步必然帶來對多國的連串讓步，貧弱的中國不得不面臨眾多強大對手！無怪乎連西方學者也將片面最惠國待遇看作“在條約中具有最深遠的后果并成為外國人在華享有一切讓與權的主要根據(jù)條款”。四是開外交文書特權之禍端。后人多不注意此點，而在當時卻是一個大問題。翻閱鴉片戰(zhàn)爭前幾年間英國關于中國的交涉檔案，可驚異地發(fā)現(xiàn)，英國政府對駐華代表作出的指示，其主要內容既非外事交涉，也非司法糾紛，甚至不是商貿事宜，而是與中國官府文件交往的稱謂、書寫格式、轉遞方式！該問題乍看只是文書交往的形式問題，實則反映了日益激化的中西外交體制的碰撞。鴉片戰(zhàn)爭后，中外官方文書交往形態(tài)出現(xiàn)變化。如果僅著眼于形式，戰(zhàn)后有關外交文書的一系列規(guī)定只體現(xiàn)形式上的“平等”。然而，它實質上意味著西方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對中國外交體系的強力改造和全面滲透，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實質上的不平等。時人對此已有體認，1843年，廣東學政李棠階就指出：“許其平行，將何以遏其橫肆之狀。”“平行”背后是侵略者“橫肆”進逼下中國國家地位的跌落。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偃武修文的結果是嗣后條約以外文本為準，連表面的“平行”也沒有了。五是開外國兵艦在華駐泊權之禍端。國防是捍衛(wèi)國家主權的最后屏障，此底線若被突破，“國”將無“防”，侵略者可肆意入寇，燒殺搶掠?！赌暇l約》簽訂前后曾議及英國在華“酌留兵船，不過數(shù)只”。隨即《虎門附約》正式規(guī)定：通商口岸“準英國官船停泊”，“中國兵船不得攔阻”。此處中文的“英國官船”，在條約英文本中卻混用“English Cruiser”（英國巡洋艦）和“British Ship of War”（英國兵船）。至1844年簽署的中美《望廈條約》，中文本里原本內涵寬泛的“官船”也直接寫為“兵船”！對于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列強只要在“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黑暗時刻到來了。六是開協(xié)定關稅之禍端。一國在轄境內獨立自主地征收關稅，既是增加國家收入、保護國民經(jīng)濟的重要舉措，更是國家的主權象征。然而按照《南京條約》，清政府公布五口關稅等，必須先與英國協(xié)商，并且要以國際條約方式確立。甚而，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的《海關稅則》最初不是由中國而是由英國在剛剛掠占的香港宣布?！逗ｊP稅則》將進出口貨物用協(xié)定的形式固定下來，從此中國政府也就承擔了相應的條約義務，實際上失卻了獨立改變稅則的權力，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開始喪失。時人痛心評說：“稅則者，國家之主權也，非他國所得把持而攙越者也……中國道光之間，勉強行成，情形隔膜，誤將稅則載入約章……太阿倒持，授人以柄?！?/span>《南京條約》不僅是鴉片戰(zhàn)爭時期英國侵華活動的基本總結，更成為其他列強侵華的立足點和出發(fā)點，爾后所有不平等條約規(guī)定的種種特權均是此約謀得利權的延續(xù)、派生和補充?！赌暇l約》構建了一種主干框架，在其基礎上衍生出一個由成百上千的不平等約章組合而成的龐大不平等條約體系。一方面，這一體系全方位滲入近代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司法、文化、教育等領域，如同操控木偶傀儡的線索，成為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這一體系又與中國自身的封建腐敗肌體深度結合，衍生成一種變態(tài)的制度和畸形的秩序，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秩序。【《南京條約》開啟“片面最惠國待遇”之禍端，列強在侵華問題上形成“同盟”。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后，英德俄日企圖瓜分中國，Puck雜志建議美國在對華簽約問題上扮演《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挫敗”“夏洛克”們（英德俄日）的圖謀，其根本目的是讓列強接受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形成列強“共管”中國的局面。圖為美國Puck雜志1901年3月發(fā)表的漫畫《這么多的夏洛克》資料圖片】
從列強在華構建條約關系起始，就不斷有人否認其不平等性質。這當然是殖民主義的謬論。該體系的不平等性反映于條約締結的全過程。產生——它是脅迫締結的城下之盟。列強在華不平等條約，多冠以“停戰(zhàn)”、“通商”、“議和”、“友好”等名稱。實際上，所有不平等條約的簽署，要么是直接訴諸武力，要么是以武力威脅、訛詐。戰(zhàn)爭與條約，是列強交互使用的手法，沒有暴力相向，受迫方不會締結不平等條約，沒有不平等條約，戰(zhàn)爭得來的侵略成果便不能穩(wěn)定兌現(xiàn)。近代中國，往往是遭受一次侵略戰(zhàn)爭的打擊，便隨之締結一個或一批不平等條約。而且借助“利益均沾”，列強在侵華問題上沆瀣一氣，因而有“英法聯(lián)軍”、“八國聯(lián)軍”等多國聯(lián)合的侵華戰(zhàn)爭。推行——它是非互惠的片面約束性約章。不平等條約的特征在于締約方權利與義務不對等，漠視締約國相互承認對方地位平等與主權和行政權的完整。這些條約沒有一個對中國有利，只是單方面地對侵略者有利。按說無論是雙邊的對定還是多邊的會同，締約方在享受條約權利的同時，還須承擔條約義務。但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則是權利的享有由外人獨占，義務的重負卻由中國自擔，條約只對中國單邊束縛，對外國侵略者卻無約束。換言之，中國必須“老老實實”地遵約守約，任人宰割，列強則可以隨心所欲地修訂或擴大條約。
后果——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不平等條約體系所反映的不是一種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而是一種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的關系。所有不平等條約，沒有一個不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損害，沒有一個不是對中國人民尊嚴的欺凌，沒有一個不是對中國的物質掠奪和精神奴役。
1949年秋天，歷史出現(xiàn)了決定性轉折。這年的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一個不欺壓別人也不受欺于人的國家，她的成立宣告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長達107年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徹底瓦解，也宣告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浴火新生。（作者：郭衛(wèi)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wǎng)【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歷史評論》2022年第2期）
